张兰生老先生也是一位做外贸生意的上海爷叔。

谈论上海爷叔，总使我情不自禁想起现实中也做外贸生意的一位上海爷叔。他比《繁花》中的爷叔更厉害，以他名字命名的“兰生大厦”至今矗立在淮海中路闹市口。他就是全国劳模、全国优秀企业家张兰生老先生。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入职公司时，张兰生总经理已年过六旬，对我们60后而言是名副其实的爷叔辈。头一次进他办公室，就见一位个子不高、身着笔挺深色西装、戴金丝边眼镜、前额宽阔光亮的长者正声音洪亮操着一口宁波上海话问询一位科长业务进程，交代注意事项。我的第一印象，哇，他可真像那时的港台老板啊，怪不得上上下下都称他为张老板。而他确实像老板一样用心经营。当时国有外贸公司主要任务是为国家“创汇”，对经济效益是不讲究的，他却以对市场经济运行基本规律的敏锐觉察，说，千做万做亏本生意不做，亏损公司早晚要关门；早早设计盈亏核算表测算每笔业务，以“赚铜钿”为重要考核指标，培育了公司突出的盈利能力，拔得外贸企业发行股票上市的头筹。九十年代他基于对房地产保值增值、证券业务未来可期的睿智判断，拍板在市中心建造高级写字楼，投巨资入股证券公司，多年后这些投资获得巨大增值。

张总不单单是一个睿智、严谨的人，也是一个有趣的长者。他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一句话是企业效益“一半是做出来的，一半是省出来的”，而且言传身教。一次贸易小组去香港，同行的外销员问他，你乘飞机有坐商务舱的级别，为啥和我们一样坐经济舱？他说，坐商务舱又不会比你们先到那里，商务舱位子是宽了点，但我又不是大块头，坐着空落落，不合算的，还不如和你们坐在一起聊聊天闹猛点。别致有趣的回答，给员工树立了节俭的榜样。

这位爷叔管理严格是出了名的。有次几位员工下午五点下班因挤不上电梯，无奈下楼走十三层，却遇班车比规定时间早了半分钟发车未赶上，只好改乘公交。后几天一些怕赶不上班车的员工五点不到就离开办公室了。张总在科长会议上说，这像啥样子，下午五点下班是五点钟结束工作，不是五点坐上班车，以后班车早一秒钟发出，赶不上的员工可以叫“差头”回家，差头费从行政科长的奖金里扣！大家笑起来，急得行政科长立即派专员卡着秒针才敢发车。不啰嗦大道理，抓关键要害，一击即中，是他的管理风格。

而有时他的管理又是有弹性的、风趣的。一次一位科长到开会时间不知何故未现身，张总说阿拉等伊两分钟，手表总归有好有坏的，误差两分钟勉强正常，超过时间阿拉不管伊了。结果那位科长迟到了五分钟，张总不是直接批评，而是用他的宁波上海闲话说，侬的手表阿是大兴噶，好去调特伊了。在大家的笑声中，这位科长脸涨得通红。

那时，工贸联营厂家为了表达对外贸公司的谢意，有时会送上一些农副产品。如何谢绝送礼又给人留面子是一门艺术。一次一位联营企业厂长带着几个人拎着一堆土特产来，说这些是自家种、自家养的，不用花钱，真诚感谢张总。张总诙谐地说，我屋里向只有一只冰箱几张嘴，你们送我这么多东西，我吃不了，只能送给别人吃，可我自己以后还得掏钱还你们的人情，这不是让我破财吗？哄堂大笑中，他化解坚辞礼品的尴尬于无形，巧渡人情难关。

张总是八九十年代上海外贸行业的风云人物，采访、报道他的文章很多，我们接近他的人看了，总觉得欠缺了一些切合他个人风采的鲜活“味道”。其实，他不仅是一个经营有方、管理严格的企业家，也是一位睿智有趣的上海爷叔。这位爷叔去年2月以96岁高龄仙逝了，但他的故事如《繁花》一样，生动且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