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1日,《新华每日电讯》发表题为《运河之舟，通达天下》的报道。

公元13世纪，意大利著名旅行家、商人马可·波罗从元大都沿京杭大运河南下，成为第一个走完大运河全程的外国人。在《马可·波罗游记》中，大量篇幅记述了他在中国运河区域的见闻，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无比向往。中国大运河，通过游记走向世界。

700多年后，2014年6月22日，中国大运河申遗圆梦，成为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

奔流近3200公里，跨越2500年，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里程最长的人工运河。它沟通了南北，融通了中外，也串起了古今。

十年过去，大运河申遗的光华依旧清晰。有关运河的每条路、每艘船、每块砖石，皆有故事。

游船驶过位于北京市通州区的运河商务区。新华社发(常鸣 摄)

在“运河之舟”回味运河盛景

申遗十年来，大运河沿线陆续兴建起主题博物馆，保护传承大运河文脉。

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于2023年12月27日正式面向公众开放，成为大运河畔又一颗明珠，光彩闪耀。

远处看去，博物馆南侧状似巨帆，高高扬起，北侧形如船只，坚实厚重。屋顶错落有致，曲线饱满，颇具水韵动感。其设计以运河为线索，随处可见船、帆、水等元素。

这座位于北京通州的智慧型综合博物馆，又名“运河之舟”，总建筑面积近10万平方米，集收藏保管、文保修复、展览展示、社会教育等功能于一体。它与北京艺术中心和北京城市图书馆一起，组成北京城市副中心三大文化建筑，已经成为人们观光打卡、沉浸式体验文化的新地标。

进入博物馆，一幅大运河的宏伟画卷徐徐展开。馆内展品多样，内容丰富，苏州织造、景德镇瓷器、扬州漆器、字画、石刻……令人目不暇接。

那些尘封已久的文物，跨越时间长河，诉说运河往事。展陈的三件展品，让记者印象格外深刻——一把铁锸、一方砖刻和一块船板。

隋代的“带木柄铁锸”，是当年人们用来凿修运河的工具，正是如此简单质朴的工具，修筑了几千里的河道，百姓付出的艰辛，可见一斑。

“大业五年十一月甘三日纳社仓粟铭”是隋代社仓向官府交纳粟粮的砖刻，隋开皇三年，提出一项创新政策，每户自愿纳粟麦一石，存于邻里之间，以备不时之需，这就是最初的义仓，也称为社仓，旨在保障灾年时百姓的基本生活。社仓之后演变为官仓，这块砖的铭文恰好揭示了这一历史变迁，见证了从民间自助到官方接管的社仓制度演变。

展厅内陈列的一块唐代船板，于安徽省淮北市柳孜运河出土，历经岁月洗礼，船板上方摆放着用现代工艺复刻的三艘运河船只模型。历史与现实交织，大运河的盛景在这一刻仿佛重现。

借助现代科技，运河盛景不止重现。用大型三维衍射影像系统构建的“不止运河——沉浸式体验展”，用时15分钟，带领观众从漕运鼎盛时期的通州出发，游遍运河沿岸十余个城市，最后回到生机勃发的北京城市副中心，体验古今融合的奇妙之旅。

首都博物馆副馆长谭晓玲说:“北京大运河博物馆的展陈体系也以人、水、城为内容主线，展现大运河与北京相辅相成的密切关联。”

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为公众提供了一个直观了解大运河的窗口。丰富的展品和生动的场景，再现了大运河的辉煌与沧桑。

在“漕运通济之地”品赏“流动的文化”

北京市通州区是京杭大运河的北起点。通州因运河而兴，曾是历史上盛极一时的皇家码头，名取“漕运通济”之意。

通州的北运河自通州北关的拦河闸至西集镇，全长42公里，据考证自秦代开始，就有了用北运河运送军粮的历史。此后，北运河一直作为北方最重要的漕运河段。元代，北京成为全国都城。忽必烈时期，对隋唐大运河“裁弯取直”，从大都直通杭州，构建出京杭大运河的基本形态。

此后，京杭大运河成为南北交通动脉，通州也成为享誉全国的漕运重地。大量船只来往，使北运河终日一派繁忙，形成了通州八景之一的“万舟骈集”景观。南方的粮食和物资经大运河运至通州，全力保障都城北京的供给运转。

昔日的人们怎么也想不到，当年他们在运河上奔波忙碌，把粮食、煤炭、丝绸、陶瓷装满货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蚂蚁搬家，竟搬来了国都北京。难怪民间常说，“北京城是大运河上漂来的”。

大运河不仅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南北交通，更架起了一座文化沟通的桥梁，大大便利了南北知识群体的互动往来，也促成了音乐、工艺、语言、饮食、民俗等非物质文化的传播发展，滋养着运河两岸的千家万户，流动的运河文化由此形成。

元代以来，通州成为交通枢纽，文人墨客在此观赏唱和，赋诗迎送，留下了众多精美篇章。元代学者张翥有诗《上元宿通州杨原诚寓宅》，称朋友盛情款待，堪比家乡故园，“离居有酒春堪醉，小市无灯月自明。还忆故园今夕赏，玉人花底共吹笙。”元代著名诗人马祖常善写离愁别绪，“西日衔山沙水晚，通州城下雨沾巾”“独憎杨柳无情思，送尽行人天未秋”，送别诗在通州得以赓续发扬。

南来北往的广大百姓也对通州运河文化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流传于通州的运河号子就是其中的突出典型。不同于北京当地的曲调和音乐结构，通州运河号子融合了山东、江苏多地的漕运船歌，包括起锚、起帆、摇橹、拉纤、出仓等劳动主题。《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北京卷》收录了流传于北京地区的劳动号子36首，其中通州号子27首，14首是运河号子，为通州所独有，具有重要的漕运文化特色。

国家级非遗“面人汤”面塑，也是运河文化孕育的产物。汤氏面塑创始人汤子博，出生于通州运河边，他儿时经常在运河边上的万寿宫一带闲逛，这里是通州商业集中的繁华之地。相传小汤子博就是在此看到一个山东捏面人的摊子，从而产生了浓厚兴趣。此后他开始研究面塑技艺，并走南闯北，吸收各派所长，终成面塑大家。

“云光水色潞河秋，满径槐花感旧游。无恙蒲帆新雨后，一枝塔影认通州。”这首《古塔凌云》，是清代诗人王维珍乘船至通州时有感而作。“潞河”即今北运河，“古塔”是指燃灯佛舍利塔，俗称“燃灯塔”，始建于北周时期。绕着燃灯塔13层重檐数一数，共有2248枚铜风铃，塔悬铜铃之多为世界之最。风起时两千多铜铃一起摆动，朗朗铃音，破空而鸣。“一枝塔影认通州”至今仍是通州人时常提起的名句。从古至今，通州人每天见的古塔，就这样伴着铃音，守护着大运河。

在“通天下之州”感受中外融通

燃灯塔守护着汤汤河水，也见证了运河带来的繁荣。北运河最鼎盛时，每年漕运船只2万多艘，可见有多繁忙。

运河水流到哪里，繁华就到哪里。大运河除了带动了经济，也造就了一大批工程技术的发展，中国的造船、水利、航运等技术，一度领先世界。元代开始中国大规模发展海运，大运河连通海上丝绸之路，远及欧亚多国。

一些外国使节、传教士、旅行者慕名而来，运河沿线的风土民情吸引着他们的目光。马可·波罗称，“河中的水宽而深……就像大河一样，满载货物的大船，可以从瓜洲一直航行到汗八里城”；利玛窦对京杭大运河的美景印象颇深，称赞大运河为“世界奇迹”；朝鲜人崔溥撰就《漂海录》，逐日记录了他的运河之旅，成为研究运河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日本人策彦周良，号谦斋禅师，曾两度率领使团沿运河经通州到北京，就朝贡贸易和明王朝进行谈判，两次出使归国后，先后写下《初渡集》《再渡集》，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大运河联结了中国与世界，成为外国人观察中国经济发展和地域文化的一扇门。他们用生动的描述记录下运河沿岸的商贸往来、风俗习惯和生活故事，再现了运河盛景，这些记载很大程度上转化为世界对中国的认识，成为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重要载体。

运河之通，沟通南北，连通中外。通州之通，也不止于交通，还在于中外融通。

通州在明清两朝对外关系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由于其独特的区位特点，通州是日本、朝鲜、爪哇、琉球等国进京的必经之地，留下了无数中外交流的印记。

明代学者李东阳曾多次写诗描述他在通州见到外国使节的情景，留下了“中华使者尘随节，南海倭儿布裹头”“使节南行又北旋”等诗句。

另一方面，明清两朝派出的使臣也往往从通州出发。明代外交家郭汝霖曾作为正使率领五百人出使琉球，他在通州写下了《奉使琉球出都门》，“难易非所择，夷险又何忡”，字里行间尽显大国豪气。

通州南部的张家湾古镇素有“大运河第一码头”之称。自元代试行海运起，到清代光绪年间漕运停止，700多年间，张家湾一直是商贾云集、漕运发达的水陆重要码头。从这里出发的驼队，最远通达莫斯科。张家湾古城遗址西侧的立禅庵村，还存有琉球国墓地遗址，埋葬着多位琉球国贡使和官生。

物换星移，如今的通州光彩依旧，承担着对外开放的新使命，更加生机勃发。北京城市副中心已全面开启“两区”建设，即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和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未来，这里将是向全球展示大国首都的新窗口。

大运河畔，燃灯塔巍峨耸立，昔日的通州地标已化身“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这里有年轻人喜爱的国潮文化集市。沿着北运河向东南六公里，新落成的“运河之舟”与古塔遥相呼应。

“运河之舟”的帆影之下，一幅长卷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这幅名为《北京大运河揽胜图》的画卷，由北京画院8位艺术家历时两年8个月联袂创作。长27.4米的画卷上，勾勒出北运河波涌千年的绮丽。画中是令马可·波罗当年惊叹到词穷的景致，大运河沿途的历史文化遗产和北京的标志性建筑如明珠散落。

徜徉画卷，一眼千年，穿过历史传递到当下的城市脉动，直抵人心。

大运河还将开启新的画卷。正如展览的结语写道，“此刻的你我，是观画者，也是画中人……历史在流淌，与现实交汇；而现实也将与未来拥抱，三者又将绘于一幅新的画卷中。因为，这是我们生生不息的家园。”